上帝在掷骰子吗？

刚才有学医的友人说，班里有个同学最近去三甲医院实习，碰上很多不合心意的事情，觉得同自己的理想相差太远了，学医变成了痛苦的事情，想要转行，学个文科试试看。恰好她的这个同学我也是认识的，没准我见了这个人还会鼓励两句。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弃医从文的全都是牛人啊！鲁迅、Kleinman（他还不算完全弃医，只是不当医生了而已）、lin……不过我还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学文科很多时候也是痛苦的事情，欢迎你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我也不是学医的，最多能猜到大概的原因，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只是觉得理想都不该总是挂在墙上，要时常拿下来放到自己的世界中让它和未必理想的现实进行冲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棱角会被磨平一些，但未必是屈服，还会多出些为人处世的智慧来。要么干脆在现实面前变得愤世嫉俗，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要么就干脆湮没自己，完全不承认世界上还有理想这回事（或者，一个很可行的做法是，觉得理想就是人年轻的时候很幼稚的想法）。倒也都算上自在，但是毕竟和我们的初衷相违背。

这两天睡前瞎翻翻书总弄得特别亢奋，睡不着。谁推荐两本一看就要睡觉的书，或者谁半夜睡不着觉的可以陪我聊聊。

我爹的拿手菜，我们家的招牌菜。搞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洗净切块的五花肉和葱姜料酒一起放在锅里煮开，撇去血水后放在自来水下面冲洗干净。起油锅，把洗干净的肉放进去炒，加糖盐生抽老抽料酒生姜。洗干净的霉干菜也放进去一起炒。加一大杯水，放小火盖上锅盖。待水差不多收干的时候，盛出来放到大锅里隔水蒸。

这个菜也只能在中国吃吃。因为第一，它竟然要换三次锅！第二，怕也是更重要的一条，美国买不着霉干菜……

记得idee的blog上有一次说，看到来中国旅游的米国人进了一个很好的馆子，却一群人围着桌子吃面包蘸果酱。估计这群人打出生到进棺材都没吃上过啥好东西，还好意思成天说咱们没人权……唉，我一定要认真学手艺，去了米国之后，好好关注一下米国人民的人权状况。

烧得还不错哦，晚上我和我妈两个把一斤多红烧肉都给吃了。除了肉买得太肥了点，其他都没什么不好。米国那个大农村虽说穷乡僻壤，肉总还是有的卖吧。这样我过去以后就不用假扮什么素食主义者了。啊，吃肉这件事情真是很美好啊！不禁感叹一下生活的充实和美妙。

今天整理东西，二年级的时候和民工学校的小孩子往来的信件也不知道该放哪里好，最后和我辩论时候用的卡片存一块儿了。毕竟也是大学期间投入精力最多的两项活动，各留一点纪念。现在我能翻到的只有小孩子写给我的信，我当初写给他们的信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群小孩常常搬家常常转学，常常往返于上海和老家之间。也不知道哪个会有闲心带上我当初一本正经一笔一画写给他们的信。

我好像一直就挺喜欢当老师的。一有为人师的机会我就乐得不行。看到他们欣喜的眼神，我确定自己是很快乐的。唉，你们说还能到哪里去找几十个人坐在下面老老实实听你讲三刻钟呢？

当时我是把自己的联系方式都留下来的，说谁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写信给我，我一定回。那时候我还用QQ，和其中几个小孩子聊过蛮多的。他们精神都很好，初中生就大半夜的也不睡觉。只是后来我QQ上的JP实在太多了，就放弃了这个通讯工具。

我原本以为写信是挺私密的事情，但是今天翻出来发现其实小孩子之间好像会互相交流我和他们通信的内容。以前有个男孩子问我谈恋爱的事情。当时我说，恋爱这事情好象是挺麻烦的，我也常常弄不明白。过了些日子那个男孩子班里的班长就写信给我说，不应该鼓励初中生谈恋爱，因为早恋是不对的。还说是想了好半天才鼓起勇气给我写信表达自己这个看法的。现在想想觉得挺好玩的，也忘了自己当初是怎么给班长回信的。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喜欢说：“你是学社会学的，一定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你快给我些建议吧！”好像我当时教过一门课叫做“社会”，倒是经常说社会学如何如何的。那时候我对社会学最基本的理论概念方法研究范式也几乎一无所知，真是没学过社会学倒去先教社会学了。不过好像从来没有人对我的误人子弟表示不宽容。那时候我总给他们回信说，你说学社会学的如何如何，可能社会学确实有很大用处，但是看到这话我就想在地上挖个坑钻下去，因为作为学社会学的我实在没那么大本事……

越来越觉得学社会学的人去中学做老师挺好的。尤其是现在的中小学都喜欢搞个研究型课程，让大家做做社会调查什么的。呐，我是上过中学的人，也知道中学里那些教政治的实在都不是做这事情的材料。中学教育还是很需要我们这个专业的人的，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碰到的很多同学，将来的梦想就是去中学做老师（他们有类似的课程）。问题是我们这里大学毕业的都不稀罕去中学做老师。中学老师过得太不滋润了。

还有就是些抱怨帖，跟我说自己的老师不好同学不好或者父母不好兄弟姐妹不好。还有个女孩子曾经跟我说他爸妈准备让他弟弟继续读书，叫她不要再读了，问我怎么办。这个我显然不可能知道该怎么办。她来信中说羡慕我“命好”。收到那封信我是想了挺长时间的，觉得自己确实很“命好”，成天郁闷啊伤心啊都是在矫情。可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命好”的人去劝“命不好”的人是很难办的，总免不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后来我好像是跟她说了些很基本的东西，比如父母吵架的时候不要参与，这是起码的自我保护。还说我的生活也经常乱七八糟的，并不因为“命好”就没有倒霉的事情。这大概是所有回信当中色彩最灰暗的一封了。

其实现在想想，和这个群体的接触也远谈不上多。二年级的时候，我排课表有意识把周五一天给空出来（二年级课多，做到这点还是挺不容易的），上午去一个民工学校教书，下午去另一个学校打着教书的名义做调查。后来上于老师的城市社会学，想做些家访。其实一共也就走了十来个学生的家。他们住得实在太分散了。我和skyblue常是抽一个放假的时间，以他们的学校为坐标轴原点。每去一个学生的家之后都会再回到“原点”，然后去另一个。上海郊县的公交线路还挺多的，可是我们搞不清楚。亏得有skyblue看地图事先设计路线，不然我们走到郊区也是两眼一抹黑啊。有一次从一个学生家里出来，乘一部车直接从郊县到人民广场，沿途风景各异，我还心想着要和那个什么同心圆理论去对应一下。也不知道是上海的规划太零碎，还是公交的线路太曲折，对着对着就睡着了。

后来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和这些小孩的联系就少了。“异地”的杀伤力真是很大的呀。我只在后面要写论文要做调查的时候去找找他们。另一方面他们也真是名副其实的“流动人口”，无论是他们父母工作的地方，还是他们的居住地，抑或是学校，变动常常都是很大的。想起这些事情我常觉得些许愧疚。因为我既不是一个好的社工，好像也不是一个好的老师（不能解惑，常跟他们说“这个事情我也弄不明白”），更谈不上一个好的研究者。我成天和他们混在一起，最后得到好处的好像只是我自己，我写PS写论文写调查报告写CV，反正都离不开这段经历。最好玩的是，复旦像我这样的大学生还挺多，做得比我更差劲的也有不少。

三年级的时候上社区研究的课程，张老师让我们写个外地人融入上海的论文。可我当时似乎很反感大家说的那些“社会排斥”之类的概念。我不太明白什么叫“社会排斥”，从字面上来看好像就是谁也不理谁，更严重点要互相过不去。所以我当时着力描述的是复旦这个社区里大学生和民工子女之间广泛且类型丰富的互动。最后还很愤青地问，到底是谁在提供资源，到底谁帮了谁。张老师看了我那个文章以后的评价就两条，一是说理论提炼不够，二是说文笔不够好，呵呵。

不管怎么说，有机会出去做调查还是很让人高兴的事情。和民工子女、他们的家长、其他志愿者、民工学校的老板、出于各种目的在民工学校教书的老师打交道，会看到一个借助媒体看不到的世界。对一个刚进大学的学生而言，通过自己的实践，发现面上说好的东西不一定真好，面上说坏的东西不一定真坏，这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件事情。某种程度上这还启发了我对于社会学的兴趣。后面屡屡沉浸在定性的调查方法中，也是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体察人和人之间最微妙的关系。但是这也带给我很多困惑，就是这些微妙的东西往往经不起自我审查。一方面你拥有一个同别人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另一方面你又不知道自己所看到的那个世界里的东西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是不是无足轻重。所以前些天看到有人在BBS上说上海城市发展模式不好，弄出很多动迁的纠纷，我都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说话，尽管我知道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用压迫和被压迫来描述，这其中还有很多扯皮的机制，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也许像他们那样简单地看问题倒反而是抓住了事情的本质呢？

在学校的时候总觉得，学校给的钱太少，学校对我们的调查不够重视。可是现在毕业了回过头去想，我们这群本科生，调查也调查不出什么东西来，我在校期间申请的项目也总有三五个，钱倒都是拿到了，从没有研究出什么成果来。学校每年投入很多经费在本科生社会实践、调研、科研上，收益又是遥不可及（不增加文章数啊！），其实是非常善待我们这些学生的。本科生申请经费的渠道非常多，我能说出名目的就有五六种。操作也日渐规范。毕业了就晓得知足了。

偶尔也会想想过去曾经教过的小孩。不知道那个扬言只考北大清华复旦的小姑娘班长现在身在何方。是乖乖地回了老家考了省重点高中，还是听信她那“没文化”的妈妈的话留在上海读那个“挂名”的高中了。没有网络上的身份，就感觉这人再也联系不到了。

《功夫熊猫》里那些抢包子的游戏让我想到了早期的“黄飞鸿”和后来的徐克（还是黄飞鸿呵呵）。我们靠活生生的人耍出了那么多高难度的把戏，人家copy我们用电脑特技硬生生做出了那么多高难度的把戏，到底谁更加牛呢？我只知道我娘在边上看得嘿嘿嘿一个劲儿地乐呵。熊猫他爹竟然是只鸭子。它又笨又肥，最后竟然变成了除暴安良的大英雄，这也算典型的American Dream。这部不中不西的电影还真有意思。唯一让我感到有点不满意的就是，片子里的反面角色明明就叫“太郎”，翻译的中文字幕非要把它写成“残豹”，真是没头没脑的，辜负了导演的一片良苦用心。

下午回家半天就翻掉了何兆武的《上学记》。这坚定了我要活到80岁的决心——只有活到那个年龄才能无拘无束地讲八卦呀。书上说北洋统治时期学校里面反而很宽松，没有意识形态灌输。那帮人成天就寻思着打仗抢地盘，最后总算折腾出一首“国歌”：“卿云烂兮，乣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我们“复旦”呀……）。北大里面自由自在的，什么样的人都敢要。倒是民国时期的意识形态灌输很严格，每天都要讲三民主义，叫“XX委员长万岁”，还要军训。我倒是突发奇想地觉着，如果教育系统里面没有人来灌输意识形态了，是不是就说明天下大乱了呢？当然灌输也有各式各样的。比如叫“万岁”是一种。我们现在不怎么叫“万岁”了（前些日子还来了一次“政府万岁”），可是外国人看看我们的成绩单也总是要面露怪笑的。有人把“思想道德修养”翻译成“Cultivation of Idealogical Morality”，我觉得这人一定是“别有用心”。任我怎么跟外国人解释这个“捣浆糊”的Idealogical Morality，外国人算是改不了一脸的怪笑了。

何先生反复强调了一个东西，他说幸福有两个要件，首先你要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然后你还必须相信自己生活的世界也会越来越好。人总是社会的动物，如果这个社会一天天烂下去，个人也不会幸福的。那时候他们都觉得抗战肯定会胜利，胜利之后肯定有一个自由民主进步的国家，所以条件虽然艰苦，大家却都感觉挺“幸福”，每天听到防空警报要往山洞里逃也像例行公事一样，并不觉得很悲惨。

我真不能确定中国将来就肯定是个自由民主进步的国家。我只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个国家有可能也许大概会变得更好一些吧。照他这个逻辑来看，我的幸福感比较淡。

看一场电影要八十块，看一本半天就能翻完的书要二十块。赶快写篇blog记下来，不然这一百块好像就白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