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在掷骰子吗？

在过去的四天中我竟然交了四个作业！昨天晚上就为了看那本拉美研究的书一直弄到两点半，躺到床上脑子里也是飘来飘去的什么populism nationalism，晃了半天脑袋也没摇掉。迷迷糊糊直到阳光开始一点一点透进米奇的小屋。干脆就起来了，从人家房子里翻出来一片面包塞进去跑到图书馆继续奋斗。这些飘来飘去的说法终于在我要提笔写作业的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咋办捏？作业还是要交啊，只好开始瞎扯。凡事转换成英文就少掉好多乐趣，胡扯也不例外。

刚刚给Patrick写了封信说我最近读得很累，而且感觉脑袋就像个移动硬盘似的，天天就是赶着reading assignment的deadline往里面硬塞各种东西，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处理消化。不像在复旦的时候，看得虽然少，但是同样一个东西装进脑子里之后有的是机会反反复复地玩味。突然让我写个没规没矩的长作业也丝毫不觉得累。不知道现在自己看的这些东西和以前的经验研究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也不知道如何通过阅读来积累某个特定领域的知识为将来的研究作铺垫。我还跟他说课堂讨论其实我是很想发表意见的，但是他们速度实在太快，等我从脑袋里搜索出能用的英文词汇再按照语法规范把这些词按顺序站队排好的时候，他们都换话题了。所以我每次只能回答那种没人回答的问题，大家都说的很high我就要插不上话。

我尽情地描述自己的沮丧。写完以后发现其实我远远没有email中描述的那样沮丧。似乎只是为了找个机会跟老师说说自己的情况，减少点孤立无援的感觉——起码我得告诉他我很用功——stay up overnight to finish reading assignment……Patrick回信说怎么会啊你英文很好啊看你上课讨论也很不错嘛今后的研究方向现在还不着急吗明天我们来聊聊吧……

其实，这个话我已经对别人讲过。今天下午系里开冰淇淋会碰到了David Meyer，研究经济社会学的人应该对这名字比较熟。去年好像是他负责的committee，没有他的批准我就不可能到这个学校来念书。我的第一封录取通知书还是从他的邮箱里过来的呢。下午跟他聊了好半天。他也觉得不过就是时间的问题，又不是完全没有基础在，过上两个月适应了就好。他说最主要的是和cohort里面的同学维持良好的关系。这样有些课程的paper就用不着自己通篇阅读，每次可以和同学分着读，读完以后互相交流一下大概意思就可以了。即使是美国学生也没有功夫把所有文献一个字一个字读下来。

后来还碰上Greg，他问我最近怎么样，所学的课程有没有让我感到“不舒服”。我说这学期让我感觉“最舒服”的就是Greg你的统计课啊，我要是本科期间就上了您的课，说不定现在就是用定量的方法啦！Greg心花怒放，说你现在想转也来得及么，即使不想转你还可以mixture么……后来Greg开始嘲笑麦凯恩。嘲笑完麦凯恩开始嘲笑“现象学”。偏巧我在国内的时候遇上的好几位老师都属于现象学讲起来很带劲的类型。不过我早就已经不像三年前那样迷恋现象学的很多讲法了，干脆跟身边的同学一起和着他的现象学笑话嘿嘿嘿地冷笑。

是啊，现象学不能解决我的很多问题吗……

赶在deadline之前交了所有作业，今天去rite aid买了眼霜和加湿器，晚上好好炒了两个菜，暂时休息一下。不是我要偷懒，读书也实在得有个缓。

http://www.asanet.org/galleries/default-file/Code%of20%20Ethics.pdf

对那些喜欢在公共媒体上口不择言的“知名”学者们，网上的“愤青”们认为这是“精英”们良心被狗吃掉了开始做什么什么的代言人；我这个圈子里的朋友们会觉得这是因为那些人没有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规范训练；还有人会觉得这是能力的缺乏，比如灌点洋墨水就看不懂中国人的事情了。今天早上突然想到这其实也是伦理问题啊。他们不知道做一个职业的学术研究人员意味着什么，很少考虑学术共同体对于社会的承诺，不知道学者在获得更多发言机会的同时其实是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的，也不会，哪怕稍微考虑一下一句话对公众表达以后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某些人可能只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光华上每每有争论，总有人高举“言论自由”的大旗。据我的观察，这些人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就是：只要不犯法说啥都行。我们的学者究竟是缺乏表达意见的自由呢，还是因为少了最基本的伦理限制以致自由过了度？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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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CSSA（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开讨论会。我说搞活动最好尽可能的“去政治化”。我可不想隔三差五就扮演“爱国人士”扛面大旗跑外面去跟ZD、FLG花钱雇来的“正义人士”们当街对骂。“爱国”、“正义”这类词不宜成天挂嘴边上。随随便便就实现了正义才叫可怕呢。同样道理，“爱国”这件事情越变越容易也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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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难尽。钥匙忘在系里面了。室友做实验到十二点才回家。干脆在包租婆家里过夜了。这两天读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本拉美研究的书。又兴奋又郁闷。对这个地方要是多点背景知识的了解，阅读将变得轻快而愉悦。

我很快就想明白，保证食品安全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跟穷人吃一样的东西。在美国想要做到这点非常容易，因为穷人有穷人的超市，比如price rite；富人有富人的超市，比如whole foods，专卖有机食品。那咱就不去price rite，只去whole foods。你看whole foods里面连切肉的算账的都是白人，顿时就感觉食品安全有保障了。曾经以“黑暗料理”为人生一大乐事，并号称喜欢跟农民工混在一起的我，在来美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学会了“嫌贫爱富”。

突然很想喝鸡汤。昨天背着我的买菜包去了离家只有十分钟的whole foods，买了一只整鸡，还有蘑菇、香菜。顺带捎上萝卜、菠菜、番茄、西兰花等蔬菜；葡萄、桃子等水果（回了家才发现冰箱里还有木瓜、猕猴桃和无花果）。买了一块三文鱼，一瓶蘸寿司用的醋。顺带拿上一瓶蜂蜜。临走的时候装了三个番薯。把我的大布袋子装得满满当当，一路扛回来。同班的Trina知道我的处境之后，主动表示愿意把她的手推车送给我用来买菜。哦！她真是太体贴了！

Whole Foods的鸡确实收拾得很好，内脏都装在一个纸包里塞在鸡肚子里。我用一把剪子把鸡剪成两半，把多余的油也给剪掉。洗干净以后就开始炖鸡汤。香味渐渐从锅里散出来，弥漫整个厨房，直到室友打开房门也说香。最后撒了一把香菜下去。我抱着锅用一把小刀加筷子撕扯着鸡肉，从六点一直吃到八点。一分价钱一分货呢，今后要多吃organic food。

今天中午把剩下的鸡汤和一个鸡腿装进饭盒，带到science library当午饭吃。中午用微波炉转了一下，气定神闲地打开饭盒盖子开始啃鸡腿，让周围的空气似有似无地散发鸡汤的香气。看着周围一群啃面包喝冰水的米国同学，我实在想不出他们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我的买菜包和午饭包，唉，烦闷无聊的博士生活中的精神寄托啊！

除了卷铺盖回老家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方法能把我从繁重的阅读任务中解放出来吗？

今天下午在science library读完书以后，突然脑子抽住，用一个书包加一个大布袋子，把办公室里所有的书都扛了回来。就为了放地上摞起来拍张照片。大家看，唔，其实也不很多呢，最下面的那几本是要看的paper，和某些书的章节。半年里看上二、三十本书，多乎哉？不多矣！半个月之前买来的常春藤，放在窗口晒晒太阳，长势良好。“藤女郎”是vega姐姐给取的绰号。



Congratulations to Lin! 据说聪明的女人生的儿子也会特别聪明。

研究生命科学的peterleaf曾经对我说，据“某项研究”表明，女性对于后代智商的影响要远远高于男性。唔，如果聪明的女人都在无情的市场竞争中被逼得没工夫生孩子，或者干脆退出竞争导致自己的才智无法全面发展——人类的进步就会变得很没希望。so，当你看到女教授女律师之类的，多给她点支持咯。

Patrick那天上课说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以ugly food闻名，一是英国，二是美国。而那些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的国家，比如法国、印度、中国，实际上都没有真正摆脱农业（get rid of peasantry）。你们看，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从而“摆脱”农业的国家，美国是第二个。原来美国人对于自己“水深火热”的生活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嘛。

好吧，其实我刚刚习惯对老师直呼其名——Patrick Heller教授，Patrick真是个太有魅力的人！其实发展研究的很多文献读起来非常无聊，什么拉丁美洲的威权政府的官僚化，什么13世纪欧洲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嘿，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想想每到周三下午Patrick会把这些东西都串起来，讲到外延讲出纵深，我就心甘情愿地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读。

突然发现，如果把《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和Brenner的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放一块读，会别有一番滋味。Brenner的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和马克思是一样的，他也讲阶级斗争，但是他做比较历史研究，方法上条分缕析（Patrick形容是methodologically elegant），理论展开的复杂性也远超过马克思。可惜的是我的阅读速度实在太慢了，没有很多时间去分析Brenner是如何对旧有分析框架提出质疑，铺陈史料并提出自己框架的。表面上看这问题很简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是不是真正实现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农民是否获得自由，二是农民是否被组织起来。但是真往背后看，会发现还有state，有identity。Brenner牛就牛在他不但找到了三个“正好”符合情况的比较对象（自由没组织，自由有组织，不自由），还说清楚了这些因素和工业化进程之间的机制，还能提出一大堆和“自由”、“组织”相关的命题。（state也是Brenner分析的对象之一，identity是Patrick引申的。）感觉马克思的框架一下子被“充盈”了。

三年级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读马克思，最关注的是“人的异化”；现在好像最感兴趣的不是这个，而是马克思的说法和现实之间的张力，真的很好玩。米国同学大多认为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就是一个幼稚的乌托邦，他们会以“人本来就很自私”这样的理由来否定这个未来世界实现的可能。但是我觉得这种否定其实是建立在他们对马克思的误解之上的——他们这种误解也正是马克思要竭力反抗的东西。对这个未来世界，我谈不了可能不可能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超出了我想象的能力。

我唯一谈得上可能不可能的，是他讲的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而每到这个时候我又特别失望，我困惑他这样的一个天才为什么会忽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而这些复杂性在今天来看几乎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他好像从来都不考虑把全世界无产者组织起来的困难。而事实上这个“世界性技术难题”到今天仍然未见破解的希望。他为什么就这么有信心，工人阶级会在组织资源和符号资源的争夺中获取胜利呢？他为什么就相信获取胜利的工人阶级会创造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而不是某一些人分裂出去又形成了新的等级呢？后来的人有一大堆关于组织的理论，和当代社会学关注的命题，是马克思的理论无法涵盖的。

我总觉得这些看上去十分“豁边”的命题阻碍了更多人来欣赏马克思的伟大。在一个充斥着资本的逻辑的社会中，我们实在很难劝服别人相信：即使某些社会运动目前看来成功希望寥寥，我们仍然不能忽视马克思。米国同学每次交thought paper都会从这些操作性的角度来“反驳”马克思的观点。而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在于，你不能把他说的东西都当成scientific statements，尽管很多命题都是“铁板钉钉”地被判了死刑，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还都在读马克思，我们得想明白他提供的这套分析框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于我们是有意义的——当然这是个最不容易说明白的问题。

今天重读了《共产党宣言》，感觉好亲切。身在美国好像更容易回忆起儿时在中国所受的教育。我坐在那个讨论马克思的教室里就知道我和美国同学是那样不同。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还会不会被教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初中课本里还有没有国际歌，语文考试阅读分析的时候还有没有人要求回答“这充分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今天下午上classical theory。上课之前Peter跟我们说，马克思的法国版的资本论的前言里面说了一句话，好象是要把这本书弄得更适合工人来阅读。难道19世纪的法国工人真的已经牛X到比21世纪的Brown的研究生还要厉害吗？这资本论读得我们真是要死要活的。我回答他说，法国的工人当然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后来世界上才出现了好多“职业的革命家”（professional revolutionist），他们得“教育”工人，跟他们解释马克思，告诉他们大家都算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要斗争要革命，最后把资本主义给推翻了大家就解放了。我还跟他说中国共产党有个理论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就说了，有两种政治任务，一是“教育”，二是“组织”。（There are only two kinds of political tasks. One is the task of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the other is the task of organization.前些日子看Huntington的文章里面竟然也提到了这个，可是艾思奇说的吗？）CP的branch system延续至今，还有就是到了哪一层都少不了的两个机构，一个叫“组织”另一个叫“宣传”。

马克思似乎认为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党再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事情。可如果真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后面Weber也不用花那么大力气去说什么class status group之类的劳什子了。学院派的理论家们固然可以从各个角度为马克思对于组织因素的忽视做辩护，对于那些想在现实世界中夺取胜利的职业革命家来说，“组织”却是一个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政党组织啊，branch system啊，“教育”啊，都是CP在继承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作出的非凡的创建。（当然按照以前的一位老师的说法，这个算不上什么“创建”，倒有“拟似基督教的嫌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一个已经没什么人相信这种教义所描述的最终的美好世界的情况下（我倒更愿意说，是大家对于最终那个美好的世界会不会实现这个问题已经没兴趣了，这是“宣传”做得越来越有弹性的结果。曾子以前讲“通三统”的时候也专门说这个问题，好象是一个不能实现的东西也不要轻易就把它否定了，得把它存着放着，这是中国人最古老的政治智慧。哦，越说越远了），“宣传”什么，“组织”起来又干什么。

我觉得学理论最重要的不是提出一些和理论不相符的现实情况来否定理论的正确性。社会科学的理论不比自然科学，举反例是不足以批驳一个理论的。学理论的一个好方法就是，你要去收集那些看上去和理论不相符的事实，然后尝试着站在理论家的角度来为某一项理论做辩护。你得很努力地尝试，最后看看自己能走多远。不过想为马克思辩护的话，难度不小，他预测未来的时候把话说得太死了，好些铁板钉钉的事情都是乍看无可辩驳的。

今天上课是我做presentation，用英语表达还是没有到用汉语表达的流利程度，词句连缀的能力有待提高啊，一说急了就只剩下“and”。美国同学大多比较“现实”，认为马克思不够“现实”。他们觉得马克思理论在解释当今世界的时候最有用的还是在“血汗工厂”（sweatshops），几乎所有人的作业里都会提到血汗工厂。他们觉得只有在这时候马克思的理论才有解释力。我今天上课的时候也提了这个问题。可是我说，马克思看到血汗工厂的时候会很生气，不过那毕竟是符合他的理论的，我猜想他要是知道发达国家的工人示威游行的时候喊的口号，会更加生气——发达国家的工人还觉得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哼哼，你怎么可能指望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呢？

今天晚上去参加了中秋晚会。一到那里我就后悔了，我应该提前打听一下那是怎样的晚会——华人的基督教社团组织的罗德岛中国留学生的晚会。在教堂里过中秋节，这事情想起来真太后现代了！爱人爱神的标语贴得到处都是，牧师和志愿者们让我感到极其不舒服的热情——好我知道你们非常希望自己能帮上我。罢了罢了，吃人家的嘴软。权当中秋节去外面蹭了一顿饭。

晚饭其实很不丰盛，西兰花叉烧肉和鸡肉，这个我在家里也能做了。吃好饭以后还要到教堂里去听乐队唱圣歌，听口音是香港过来的小伙子给我们讲了自己加入基督教团契的过程。一个Brown的校友来跟我们分享经验，表面上介绍找工作的经验，说到最后还是“图穷匕见”——这里是美国信教很自由教堂密度很高，走在马路上就能看到，看到的时候你要想想自己生命的意义。

我坐在下面想提前走都走不了——因为没有回去的车。真想对那些热情得过了头的志愿者们大吼一声别过来烦我，我要信教早就信了——两年前我在香港的时候，正是学业生活感情都被搅得一团糟的时候，正是我感到最无助的时候，在那个马路上散步也能碰上教徒跳出来说“我们都是兄弟姐妹”的城市里，我要信教早就信了。你们别过来烦我。我确实问题多多，可是不想把问题都挂在上帝头上。我从来都没想过要靠奇迹来完成修行，我有道德也不是因为敬畏神灵。

有一群人满脸堆笑地说要帮助我，我却觉得无比压抑。以至于回了家之后还哭了一场。就吃了他们一小块破月饼就要听着唠唠叨叨说三个小时“生命的意义”。我不觉得我需要他们来帮助我理解生命的意义。我甚至都弄不明白现在大学里信个基督教还成了时髦。去它个“信仰真空”说，信仰真空了为啥不去信佛教信伊斯兰教信共产主义。说到底还是基督教的institution，真的，面对这个东西我感到非常非常压抑。我至今仍然坚信人没有信仰也能活，而且能活得很好，就像不吃任何药片也能维持极佳的健康状态一样。

写日志了才发现今天是911。

下课往回走的时候发现门外的天使街上有好多消防车，回家以后打开水龙头发现流出来的东西像芬达。哦！修水管也不提前跟我们打声招呼！放了好半天水都不见好，晚饭没法做了。用微波炉热了昨天烧的鸡翅，烤箱烤了三个红薯——这就是我的晚饭了。前天停电今天断水，这就是我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啊！赶紧去CVS买了一瓶豆奶一包巧克力饼干来安抚自己受伤的心灵。

不知道是该庆幸呢，还是该感到不幸。这学期的统计课基本不会很难。我在家里看十分钟就弄明白的东西，Greg今天整整讲了一个半小时。看看米国同学的笔记，写得真叫shabby啊……他们的小学老师没有给他们做好规矩。一个非常简单的等式变形，也会让他们惊叹“神奇的数学魔术”。要是告诉他们这种东西给中国的中学生来做五分钟就能搞定，他们会不会惭愧得在地上挖个洞就直接钻下去呢？

但是我的米国同学都很用功。已经拖家带口的他们，决定每周开展两次“小组学习”，找一点题目回家做好了再带过来一起讨论。鉴于我读paper的速度远远慢于他们，我提出这两次就先不参加了，省下来时间可以用来读其他课的阅读材料。

我的同学大多已经成家立业，曾经有着稳定的工作和丰厚的收入。再回学校读社会学博士无异于“commiting financial suicide”，因为做一个职业的社会学研究者，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在经济上得到足够的补偿。也正因为如此，米国同学都是下了十二万分的决心才跑过来的，意志非常坚定。Peter同学每天六点半就到系里的办公室来读书，他还住在Providence的另一边……

唔，米国人都这么用功，叫我还怎么个混法……

昨天晚上在米奇家里烧了很多菜，来美国一个月，进步最快的倒要算厨艺。牛肉汤炖到晚上九点半才完工，我和米奇一人喝了一碗。包租婆正好也赶回来，剩下的就被她给收拾了。本来留着大半块煮好的牛肉，想着晚上看书饿了可以当夜宵吃。结果我们在房间里用功了一会儿，再跑出去发现牛肉已经被人吃掉了。可恶的包租婆！还跟我们说晚上不喜欢吃肉！大半夜的来敲房门，问我们热不热，实际上是检查我们一共开了几只灯。还关掉两只灯说这样可以保持空气清新。

sigh，看在她没有问我收留宿费并且夸我手艺好的份上，就不跟她计较了……

development study这门课是两个教授一起上，非常非常有意思。Heller教授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上课以阅读材料为基础，引发学生讨论问题，看似散漫无边，其实每一个问题的提出（还包括他对学生现场提出问题的反应），都暗含着理论发展的线索。而且Heller教授这个人非常博闻强记。希望我将来讲理论也能有这种信手拈来的功力。

之前对Huntington也并不熟悉，只知道他的文明冲突论和第三波浪潮（这两本我好像都不是很喜欢），不知道他在六十年代的时候还写过这么好玩的文章。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Heller教授今天意味深长地说，要知道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你们都知道那时候美国发生了什么，我猜想Huntington的办公室可能多次被学生占领过。Heller用一句话概括了Huntington这篇文章的意思：Mobilization without institutionalization would lead to political decay rather than political development.我以为非常精当。

想到之前碰到的修地铁站的那件事情。季书记所强调的也无非就是有institutionalization的mobilization，只是让一个政党组织在基层做这样的事情，会让很多人听起来不舒服罢了（那时候的Huntington倒不一定不舒服，看看他说的primacy of party呀），尽管这个组织在基层仍然掌握着其他组织可能不具备的政治组织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