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在掷骰子吗？

从事发展研究的人都对政府消除贫困的问题非常感兴趣。事实上并非所有政府都能把增长的经济收入合理地转化为居民的福利，从而推进社会的发展。（用Sen的话来说那叫推进居民的capability……）这个话谁都会说我们不稀罕。米国人说我们来玩点稀罕的给你看：我们不但要测量政府把经济收入转化为居民福利的能力，还要分析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政府的这种能力。

Moore的这篇文章可以当成“社会指标”课的阅读材料来看，他甚至花了很多篇幅来论证有哪些方法来测量是不行的。这当中的曲折不讲。总之，他最后用的是这个办法：用联合国的HDI（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由四个具体指标构成，平均期望寿命，成人识字率，基础教育覆盖，和人均GDP），去掉人均GDP，剩下的那一部分命名为HDI*，然后给人均GDP取自然对数，和HDI*做回归分析。政府这种转化经济收入为居民福利的能力就是这个回归分析的残差。多巧妙的一个设计呀！因为这个指数是相对于经济收入的，所以结论直观明了。如果是正值，就说明，相对于这个政府的这点经济收入，它能办出这些事情来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是负值，就说明政府转化经济收入为居民福利的效率非常低。

好，一个数据可靠（联合国的HDI，是能弄到的数据中最可靠的一个了）、测量方法合理（基于理论的）的dependent variable产生了。作者开始纠结independent variables，最后他想出来一些诸如“民主”、“极权”、“是否依靠矿产”、“是否依靠国际援助”等等指标。然后像HDI那样漂亮齐整的数据就再也木有了，作者纠结得不得了。

比较好玩的是“民主”。“民主”要咋测量捏？有人说就看有没有选举制，还有人说要看公民有没有实际参与决策的过程。前者不够解释问题，后者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方法来测量。

碰上Sen那样的，是不管“民主”的“测量”问题的。民主在他眼里不是个测量的问题。所以他会把所有国家都扔到“民主”和“威权”两个大筐里，然后分析说印度有民主没饥荒，中国没民主饥荒饿死了三千万人（历史课本上的“三年自然灾害”。可是三千万人是不是太多了点？中国当时一共也没有几亿人口啊！）。可是所谓的“威权”国家也可以有很好地保护公民政治参与的机制，“民主”国家也很有可能没有这样好的机制。

Moore最后测量出来发现，一个政府是不是民主跟它是不是具备将收入转化成居民福利的能力并无显著相关，都放到0.1了还是不相关。他只能很不情愿地承认自己对民主的测量实在是问题多多，得出这么一个违反“常识”的结论来。哈哈～

昨晚总算睡了七个半小时。今天早上起来先去系里跟丹麦过来的Trille姐姐学了一会儿Stata。看英文的统计习题竟然也比美国人慢。他们一个小时就搞定，我一个人坐在电脑面前折腾了一个上午。下午去CIT上了统计课。Greg一如既往地中气十足，这个老头的肚子实在太圆了！

每个星期四的下午都很放松，因为一个星期的课程总算结束了。我都学了点啥看了点啥，英文有没有进步，想都不高兴想。跑去Whole Foods买菜，顺带捎上一块豆腐。回家把前些日子从中国超市里买来的调料翻出来，做了一个麻婆豆腐。菜谱印在调料袋子上，烧到半当中一不当心被我给扔掉了，后半段只能自由发挥。最后撒上一大把香菜，红的绿的非常好看，卖相达到了开饭店的水准，口味倒也还不错。如果我的学问能像厨艺一样有长进就好了。

以前谁说美国的银行系统工作效率很高的呢？本姑娘来美国当天就到银行开了户，五十天过去了才收到自己的支票本。今天正式签出了本人在米国的第一张支票，数额二十五美金，交了会费从此就成了ASA的会员。

每个礼拜三的下午都累得要死要活。两点钟开始先上三个小时的development study，课堂讨论加两个教授同时讲课非常不合作地把你往不同的方向拉。然后一个guest talk，你要知道这个叫做guest talk，不叫lecture，再大牌的学者跑过来都很casual。第一次反正是什么都没听到——是没有听到不是没有听懂；第二次听到几个词；第三次也就是今天终于听懂了10%。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七点，啥叫高强度听力训练，知道不？每次guest talk结束以后waston institution都会提供cheese、水果、饼干和香槟。我就跑过去狂吃一通安抚自己受伤的心灵。今天Theda Skocpol过来啊！我的脑子还是像个不争气的小本，时间一到就自动关机，任你怎么折腾都打不开了。

现在转换一种语言，看它还能不能再转两个小时。

首先我们似乎都能达成共识，Sen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学家（由学经济学的同学来评价它是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在国家之间作比较的时候，他是在宏大的制度层面谈民主，这时候的区分都是“标签式”的，（印度是民主的，中国和新加坡是不民主的）。谈具体问题的时候又从个人参与的层面来谈民主。而这两个东西经常是不一致的。还有就是公众讨论——“公众”的决定——自由，非常像modernization theorists那样，相信所有好的东西都会一块跑过来。我最关心的是推动这一切好东西一块跑过来的社会基础是什么，Sen告诉我们……是“自由”！……

Patrick认为Sen的贡献在于两个地方：第一他把关于发展的各项指标的争论转换到了关于“自由”这个价值的争论（shifting the focus on indicts of development to the normative debate on freedom），并提出应该以自由为发展的目标；第二他提出发展的途径也应该是“自由”，这和Huntington等人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后者提醒人们注意发展、增长、民主这些东西并不总是携手并进的，有时候“增长”和“民主”之间有个交换（trade-off），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你得适当压制人们的“需求”，弄不好的话populism, political decay什么的全都过来了（critique on the "trade-off" view on growth and democracy）。

《以自由看待发展》，绝对不是一部自由主义的宣言，它强调的不是个人的“权利”（right），而是个人的“可能性”（capability）。今天上课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人们一贯认为让女人接受教育，出去工作，就可以降低生育率。表面上看好像是把女人从家庭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让她们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是有调查表明那些出去工作的女人并不是不喜欢生孩子了，相反在很多地方她们还想生很多孩子，但是工作的压力让她们没办法生那么多孩子了。想要做的事情做不成，这个应该叫做“不自由”。Patrick说这个固然是一种源自经济压力的不自由，但是它和女人被困在家里除了生孩子就没其他选择的不自由不是同一种东西。他甚至说发展就是在一系列“不自由”中做选择，而真正的“自由”就意味着一个人有了在这些不自由中做选择的“可能性”（capability）。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capability究竟从何而来？Snyder今天举了一个例子。前年他们有幸和智利的总统一起吃了顿饭。智利的总统说这个国家的贫困人口从40%下降到20%，就很难再下降了。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每一个智利的公民发了一张identity card，智利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个东西。给每一个人都发一张identity card，就意味着那些贫穷的人口都成为“可见”（invisible）的人了，然后国家趁此机会对所有公民来了一场教育，推广了所有的社会福利政策。用Sen的观点来看，“知道国家里有福利政策”也应该算一种capability，但问题是这个capability显然不是通过“自由”的民主讨论而获得的——这群人以前都invisible了，还讨论什么讨论（中国的农民工已经够visible了，我们也不能指望通过他们自己站起来说话而获得足够的capability啊）。推动这第一步的分明就是国家（the State），而不是像Sen说的那样，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达到自由的目的也必须用自由的手段。

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们怎么看这个capability的获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国家、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等等等等一堆东西。《以自由看待发展》也绝对不是一部“个人主义”的宣言，相反它强调集体的行动。这里会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你怎么看国家发ID card这个行为？贫穷的人也许需要被国家“看到”，但是人们并不总是时时刻刻想让国家知道自己的存在，那些把国家当成收税征兵机器的人，巴不得自己永远别被国家“关照”。

我说Sen强调人们应该有足够的权利选择自己所要追求的价值，但我觉得这是个很天真的想法——我们无时无刻不被各种权力左右，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往往都是被扭曲的，灌输一个价值观念的背后，往往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我们怎么有可能自己选择呢。Patrick说你暂时忘掉Foucault来想想这个问题，我们当然都知道“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控制”是两个极端，如果现在要用Sen的那个方法来走到中间的那个地带，应该怎么办。我说，按照Sen的看法，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公开地进行讨论，也许外界的压迫一直都存在，但是这种公开的讨论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裁断的明智，我们就不会“任人摆布”。而决定这种公开讨论能不能存在的东西，确实是民主和自由。（以自由为目的同时以自由为手段。）所以Sen虽然说的是个人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于collective capability。

公开讨论意味着什么？民主讨论作出的选择和市场做出的选择有什么区别？有人说市场是谁有钱谁说了算，是不民主的；民主讨论是一人一票，是平等的。Patrick说民主讨论也经常受到权力的限制，而市场的运作机制其实也得看每个个人作出的选择，所以这个肯定不是关键的区别。他觉得关键的区别在于，民主讨论绝不仅仅是各方利益的平衡，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寄希望于通过民主讨论来重塑人们的价值观念（not only the aggregation of interest, but also the formation of values）。所以，对话，是重要的（再这么说下去就该Habermas了）。社会运动所发出的那些“声音”就是“对话”的一种象征符号。

当然就像很多经济学家都会假想出一个完美的市场模型来，Sen对于民主讨论的假想也是完美的，又平等又自由，最终全然是理性的胜利。本人在复旦大学从事辩论活动四年，对这个论调的怀疑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方法课上最有劲的还是每周的guest talk，听听亲历亲为过的人怎样理解他/她的调查研究，远比看条条框框的教科书，和那些吵得不知所云的paper来得有意思。

首先我很怀疑我在这里学到的具体的研究方法等回国了以后能派上多大用场。美国的学者显然更强调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对于收集材料的精确性和理论建构的完备性有多大好处，但是我会更加关注这些方法的局限性：没钱、没人、政府没兴趣、老百姓不欢迎。就算现在学得再好，将来回去了也玩不转啊……

anyway，抱着“不功利”的态度，我还是要认真学习这些专门用来“烧钱”的华丽丽的调查方法的。

今天的guest talk讲的是交叉学科研究的问题。很有意思。交叉学科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大项目。大项目最需要的是两样东西：大量的钱和大量的术业有专攻的人。

钱从哪里来？政府、基金会。怎么让他们给钱？要向他们展示一个学术研究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价值。

怎么把人带到一块？要让他们得到各自需要的东西。学者最需要什么？publication。如何确保publication？要让研究的问题有基于学科理论的价值，还要有基于经验事实的精确。

所以，用人家的原话来说，交叉学科研究最重要的是这三样东西：policy oriented, theoretically grounded, and empirically defensive。

这也正是交叉学科研究常要面临的各种困难的根源：比如说不同的学科对于理论抽象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最主要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不一样的。作为组织者来说，你必须掌握高超的技巧：既要把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给团结起来，又要让他们每一个参与研究团队的最初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实现。研究者之间的分分合合是十分微妙的事情。

最后强调的是，只有一群优秀的术业有专攻的研究者才能组建成一个好的交叉学科的研究团队。所以请不要看到交叉学科研究就欢呼学科界限已经被打破。好好学习你现在的学科的研究方法，掌握理论、研究范式和具体要关注的问题，练好看家本领。少掉这层历练对于研究者本人来说也是十分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