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掷骰子，我瞧着

其实我上个学期读书的时候就在想，上课看的那些葛兰西布迪厄福柯之类，都非得“倒过来读”才能和中国的好多事情对上。比如中国的问题不像葛兰西所述是要有机知识分子戳穿资本家的阴谋诡计，恰恰相反，问题倒在与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建立文化霸权。再有比如布迪厄，我本科的时候很喜欢布迪厄，去了美国倒反而觉得有些食之无味。当我的老师和同学在课堂上谈论社会不平等、符号资本的时候，我倒反而觉得这是个人尽皆知的事实，而不是什么社会学家需要花大力气来揭露的秘密。Patrick和我的同学都会讨论，说现在美国高等教育入学制度有多么不平等——看似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穷人家的小孩根本就不知道申请好学校的秘诀在哪里，那个是需要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资本的。而在中国绝对不会有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地感叹原来教育机会是那么的不平等，尽管从我这个年龄段的角度来看，有钱人和没钱人家的小孩机会其实是差不多的（今后可不一样了，现在正努力向美国人学习，变得越来越不平等）。于是以布迪厄的方式谈到教育不公平的时候，竟然感觉有点无聊，倒反过来想着究竟有什么办法能把已经存在的不平等给“掩盖”起来，就像布迪厄经常批判的那样。我也常常会觉得hegemony是个挺好的东西，因为他给了人希望，而且是充满动态的。因而常常会问，调和呀，制造同意呀，“对我们好的也是对你们好的”，这些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葛兰西是不回答这个问题的，他的论述倒有点像功能主义的——因为资本家维持现在这个秩序需要这些结构，所以这些东西就在那里了……）我本科的时候也喜欢过福柯，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是发现了一种新的追求自由的方法。现在我仍然挺喜欢福柯的，不过是“倒过来”喜欢——福柯让我发现了权力的现代化能够带来的种种“好处”。（其实福柯的东西也蛮slippery的，我们曾经讨论过，他究竟是要戳穿那个虚伪呢，还是要引导大家追求自由呢，还是说现在这状况很不错呢，或者没立场——我就把这东西说出来给你们看看。福柯晚年讲governmentality，ms他也开始有点enjoy这种东西了。）

其实我也挺喜欢哈贝马斯的，他是上个学期我读到的所有理论家里面唯一一个让我“正过来”喜欢的。

我想国内应该也有不少人喜欢葛兰西、布迪厄和福柯的，尤其是后面两位，他们的著作应该是在一个比较广的范围里被阅读的。我蛮想知道大家究竟是正着喜欢这两位，还是反着喜欢。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既有现代性产生的问题，又有不够现代产生的问题。如果你觉得前面一个问题更加严重，那么你大概会正着喜欢这二位，如果你是觉得后面一个问题更加严重，大概就会反着喜欢。或者干脆……别喜欢了。

这三位多多少少和马克思还有些渊源，葛兰西算是继承老马衣钵，布迪厄的很多想法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也反反复复提到马克思。但是我们读这些人的著作，倘若能够看到葛兰西把机械的东西写得那么有丰富感，看到布迪厄如何论述有机知识分子的不可能，看到福柯对于左派知识分子的反感，那读这些东西应当还是有用的。怕就怕翻看两页评论一句“真够马克思的”就扔开了，那还是别读了。葛兰西、布迪厄、福柯再加上哈贝马斯，多少和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社会运动也很有些渊源。Susan曾经跟我说，她在玻利维亚做调查，访谈activists，最后整理记录下来一看满眼的葛兰西和哈贝马斯。我想我们中国是很少有activists的，偶尔碰上两个“形似”的，访谈记录拿过来一看，满眼的毛泽东和马克思——还是晚年的马克思。他们自己都不觉着的。有时候他们是跟他们所讨厌的那群人用同样的逻辑在思考问题。所以游戏规则一时半会儿很难改变，因为抗争的人和那些被他们抗争的人只是处在同一个游戏的不同位置罢了。

这两天一直在看人家文斗武斗呢，想读点理论也静不下心来。在业主论坛上发了个帖子说要做调查，被文斗正酣的网友逮了个正着，说我听了别人的观点再去写论文那叫抄袭，是“废物”，“洋文凭趁早不要混了”，顺带还引发了他“国人啊国人”之类的感叹。

这一年来，理论上的想法其实也转得挺多的，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转了，不过我会更挑剔更谨慎的。

我上个学期写研究计划的时候，就曾经假设“中产阶级社区”和其他的社区是不一样的。弄到现在倒有点迷迷糊糊了，好像这假设做得理所当然，到底是怎么个不一样法，我竟然也说不清楚了。老公房里被动迁的那些穷人，也并没有因为财产不是自己的就无所谓了，他们为自己争利的劲头可一点都没比中产阶级来得少。（有一种人倒是无所谓的——农民工，反正房子是租的，你说要动迁那么我就搬……）中产阶级也没见得就特别“理性”。其实维权的手段一共就那么几种，弄到最后看看大家其实也差不多啦。只是有钱人资源更多一些，比如他们在政府部门里会有更多的“关系”，他们文化程度高，知道怎样利用网络来组织动员反抗。今天下午倒突然想着Bourdieu的“再生产战略”和“颠覆战略”。有可能比喻得不是很恰当，不过还是挺形象的：这两个群体面对的规则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其中的一个群体拥有了更多的筹码。

于是有人归纳说，维权行动中不分中产阶级和穷人，只分“喜欢来事的”和“胆小怕事的”，然后大多数人都属于“骑墙派”，想想也是挺有道理的。

居民和市政项目施工之间的矛盾，有时真的很难从法律上来界定，究竟是谁侵犯了谁的什么权利。诸如你挡住了我的阳光，你挡住了我的风光之类，自然有开发商的违规操作，有政府的不依法行政，硬和财产权扯上关系，有时候想想也是牵强。最终大多胡萝卜加上大棒，给钱，或者答应居民一些平日里看来未必合理的要求，再有就是吓唬人，连哄带骗地给撸撸平算数。该修路该修桥，最终大多数还是要修的。

很多人说，这个就是不民主呀，一民主就没这个问题了。那得看你怎么理解民主。比如你说近些年来挺流行的审议式民主——参与式预算——权力下放，一个地区的人凑在一块讨论这笔钱到底怎样用，修路修桥还是兴办教育和医疗，合法性是经由反反复复的讨论而来的，审议程度越高，合法性也就越高。但这个不解决问题，首先参与式预算也不是让一个地区的人决定所有的资金的使用情况，大多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而已。而像上海这种大城市，修地铁那肯定是市政府做的决定，要交给一个一个社区的人去讨论，完蛋了什么也修不出来了。其次啊，我说得难听点，这些“喜欢来事的”哪里是想要什么政治参与的权利啊，他们要的是钱。平日里你敲门让他去开个什么业主座谈会估计他都懒得搭理你，跟钱没关系的话是没有参与的热情的。

有时觉得像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人口密度那么高，想要维持它的运转，是需要很多极其精密和高超的技术手段的。旁人一时半会看不懂，而我们身在其中的，有时也会觉得不可思议。

有些老头精神还真是很好的，七十多了看上去像五十岁，说自己业委会的工作要做到八十岁。原来当厂长管个很大的厂子，退休以后做业委会主任管个很大的小区。拿出一张又一张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手绘的资产负债表给我看，说上海百分之九十的业委会主任都做不到他这样。一张珍藏了好几年的报纸，说新民晚报有记者头条报道他们小区的物业管理了。物业公司和开发商看了他也怕，旁边的奶奶级秘书说那是因为我们主任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谈话间原先“提拔”他的书记走了进来，几人坐下来一起感叹小区里真是选出一只好班子啊！我说主任您上网不？他说不上。我说您去业主论坛看看咯，你们小区很和谐的。他听了真是得意啊，然后我就接着夸他。

所以我一直很鼓励我老爹去居委会或者业委会工作的，多有成就感啊，每月再拿几百块补贴……

想采访到维权领袖可不容易啊，因为人家不需要我来夸……这事情做论文可能用不着，写出来看看还是挺好玩的。接着还有另外一场。

但凡涉及到和“抗争”有关的话题，就很容易被人拒绝。拒绝的理由一般都是害怕文章写出去，发表在报纸、杂志上，被领导看见了要找去谈话的，搞得不好影响生活。任凭我再怎么解释我这篇文章不会发到什么报纸上，而且就算发表了也绝对不会用真实的人名和地名，都难以消除人们的顾虑。唉其实这些有顾虑的人真的从头到尾都没有做过一件出格的事情。今天limei来家里玩，讨论出来说上海这地方公民社会相较中国其他大城市还是比较发达的。公民社会这么“发达”的地方，为啥我想要找个访谈对象都有困难呢？

然而今天被据的理由可与众不同了！这一位算是社区里的维权领袖，和基层干部斗志斗勇，在业主论坛上表达不满直抒胸意。我想他这么勇敢的一个人，总是没有什么顾虑了吧。就在业主论坛上发信说我从美国回来，现在要做个研究。结果他回信说，从美国回来，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们中国不是像美国宣传机器所说的专政国家，如果中国很专政，我们就不可能维权了！

这话从维权领袖嘴里说出来，多有喜感啊！

今天limei上家里来玩，说了些广州的事情。南方跟我们这边确实差别很大，新的小区入住之后可以十年都没有居委会（估计街道都是没有的，上海这边街道一级倒是做得很实）。最早出现物业管理公司的深圳更加好玩，物业管理公司里的人最早还是吃国家编制的，工资特别高，那时候还附带着做很多居委会的工作。那边黑社会化也比较严重，有挑头维权的人，开发商会叫人把他打一顿。

说前不久有外国学者做了个研究，比较上海、孟买和其他一个什么城市，因为这三个城市在2010年都有大型活动，大型活动一般意味着大型的建设项目，也就意味着大规模的拆迁。这三个城市的人口密度又都是很高的。学者就跑去看，另外两个地方都是说拆就拆了，而且政府十分“阴险”地把拆迁的消息封锁到了最后一刻，使得居民没有时间组织起像样的反抗，更加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连补偿都没有。而上海则是有补偿的。我说岂止是有补偿啊，掌握谈判技巧的人可是有好多讨价还价的空间呢。根据上次在xh做调查的经验，什么找工作、解决户口的事情都会牵涉进来，想来真是有些不可思议。也多亏街道这一级确实有了财力，解决问题就不仅仅是靠面子而是真正有了物质资源。这样的比较研究未免最后得出诸如此类的结论：印度号称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了，怎么还。。。中国号称威权，倒是也。。。

可是我说，你看的是上海呀……